紫箫深处听落花

    母亲有一支紫竹箫，紫黑的箫身上轻轻地雕着一着飞扬的凤凰。是一位满族的格格送给她的。小时候，我曾在她的楸木大箱里见过。看到它，总会让人想起古画上的仕女，碧莹莹的钗环，纤纤玉手，紫箫、牙板，吟唱着《忆秦娥》……这样雅致的精品，似乎和人们眼中，日夜为生活操劳的母亲粘不上边。母亲的手，在常年劳作的侵蚀下，如今已粗糙干裂，还能按压在那美丽的箫孔上吗？

    我出生在文革时期，那是一个杜绝艺术的时代，父亲还曾教过姐姐拉二胡，我却从没见过母亲把紫箫拿出来浅唱低吟。可是，在姥姥去世的时候，母亲却将箫吹的如泣如诉。那也是一个落花的季节，片片花瓣在箫声中凋零而下。

    母亲出生在书香门第，姥爷是这座古城的贤达，抗战前，还做过一任县长。姥姥笃信天主，毕业于教会学校，虽是缠足，却是位高明的妇产医生。他们20年代在青岛拍的婚纱照，是那个时代新派的标志，被母亲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在这样开明父母的影响下，母亲从小不去钻研女红，也不读《诗经》，一心想学天文物理，立志于浩瀚神秘的宇宙。闲时吹吹箫、画画水粉画，白净的手很少去摸扫把。

    红颜薄命，日本人来后，姥爷不明不白死于非命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姥姥一个妇道人家，领着四个幼小的孩子，哪里去申诉曲直。医院南迁，姥姥没有了收入，两个舅舅小小年纪就进了工厂做学徒，母亲也被迫放弃学业，和姥姥一起撑起了困顿中的家。

    解放后，姥姥被定为国民党特务接受劳动管制，政审又一次把母亲挡在了学校门外。母亲没有怨天尤人，她放下紫箫，拿起小刀，在蚕种场恶臭的车间里削茧；扔下画笔，和男人一样背石头修路。60年饿肚子时，她和姥姥靠树上的槐档榔和枕头里的秕谷，好歹过了下来。紫箫一直静静地躺在箱子里，任外面的世界花开花落。

    多年的习惯，使母亲总是爱干净爱整洁，再苦的日子，也过的很有情调。布票紧张的年代，她用手帕给姐姐做的小裙，成了众人摹仿的样式。我一直到结婚，衣服都是母亲帮我挑选的，她的眼光，永远时尚，就象她自己，永远象一朵梅花，坚毅、典雅，香沁心脾。只是可惜了姥姥的那些旗袍，都是真正的桑蚕丝绸，在青岛请名裁缝做的，一一变成了姐姐和我的小衣。而母亲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却是补了又补，旧，但干净合身，难掩她优雅的风致。

    母亲和父亲的婚姻，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平凡夫妻一样，淡淡的，说不好也谈不上坏。父亲也是世家子弟，却是一个开朗随和的人，酷爱京剧，戏瘾一上来，和贩夫走卒们称兄道弟，拉到家里开戏园子。母亲总是皱着眉头躲出去，连茶水也不伺候他们，说他们只配喝凉水。母亲吹箫的时候，必是月白风清，心境空明的时节，沐浴、焚香，衣袂飘举，箫声呜咽。所以很看不上父亲的这些戏友，说他们哪里是艺术，简直是耍把式。父亲的那些戏友，都一致肝胆相照地劝父亲快休了这个人事不懂的老婆。

    偶尔闲下来，母亲会对着镜子，把浓密的头发打开，让我帮她梳理。母亲的头发象黑色的瀑布飞流直下，我慢慢地梳着，用一支木钗轻轻为她绾在脑后。梳着梳着，黑发变成了灰白，岁月从梳齿间一点点滑落，我们也都长大成人离开了她。

    我出门读书时，母亲为我整理行装，很珍重地送我一只银手镯，细细的银圈，拧着一支梅花。我想，母亲是希望我如梅花一般坚强吧，毕竟是要自己面对人世了。可是，这银镯还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。那是在抗战的最后阶段，家里的大院被临时征做一支八路军部队的战地医院。一个十五六岁的女战士，天天唱着歌进出，和母亲相处的很好，也爱箫，手把手地纠正过母亲箫声中的许多错误。临上战场那天，把她母亲留下的一对银手镯，分了一只给母亲，在她的眼里，即使战争让女人放下紫箫拿起枪，也要象梅花一样，坚强却不失柔美。仗打完了，那个女战士却再也没有回来。母亲在月下吹了一夜的箫，想她，也替她想念她的母亲。

    这只银手镯，我一直珍藏到今天，它伴我浪迹天涯，每当碰到烦心事，我就拿出来看看，母亲慈祥的眼神，平和的心境，总是能让我平静下来，和母亲相比，还有什么解不开呢？人生的跌宕起伏，在母亲的眼里，都如过眼烟云，随着箫声远去了。

    老年的母亲并不出去跳舞、打牌，她常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阳台的摇椅上，腿上搭一块毛毯，手里把玩着紫箫，看尘埃在光影里上下沉浮。

    春末的一天，我回家看她，天都黑透了，屋里也没开灯，漆黑一片。我知道父亲照例又出去会他的戏友了，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暗的窗前。我轻轻走过去，问她在想什么，她说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是在听落花。

    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，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，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

    在这个多变的时代，除了母亲，还有谁，会在紫箫深处听落花呢？

    谨以此文，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！

    2007年5月8日深夜

    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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